导演刘劲：拍摄《天宝》，一场命中注定的“回归”与“使命”
更新时间：2025-08-25 04:06:26
8月21日，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。那份“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，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”的贺匾，正是这片古老土地焕发新生、民族团结坚如磐石的时代注脚。
就在这历史荣光与时代使命交织的时刻，作为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重点影片，《天宝》自7月10日正式在全国人民院线上映以来，如同从历史长河中打捞起的璀璨明珠，以其深沉的力量，叩击着观众的心扉。
《天宝》电影海报
《天宝》讲述的，是一位几乎被时光尘封了90年的藏族革命家的传奇人生——天宝（原名木尔加·桑吉悦希），一名出身寺庙的“扎巴”，如何在民族危亡与信仰抉择的激流中，毅然投身红军，成为长征路上第一批藏族战士、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藏族党员，并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、为西藏和平解放和建设鞠躬尽瘁的革命家。
而将这段传奇从历史深处唤醒，赋予其鲜活生命的，正是著名表演艺术家、导演刘劲。巧合的是，刘劲与天宝，都出生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马尔康，是奔腾的梭磨河水滋养的儿女。
刘劲导演片场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
“一位这么传奇，做出过这么大贡献的藏族革命家，怎么之前就一直没有表现过？！”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时，刘劲的话语带着沉甸甸的责任感，更饱含着浓浓的乡愁。对他而言，拍摄《天宝》远非一次普通的艺术创作，更是一场命中注定的“回归”与“使命”。
“我就是在那里出生的……在写作电影剧本以及拍摄期间，注入了很多我童年熟悉的生活。越是拍到最后，其实就是在拍我自己的童年和少年，拍我在阿坝州、在马尔康生活的点点滴滴。”在刘劲看来，恰如片中嘉绒藏族传统民歌《啦哩谢莫》所唱，“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。”这句歌词也成了电影《天宝》最贴切的精神隐喻。
剧照 除了担任编剧、导演，刘劲此次在片中也有出演，饰演广大观众对他最熟悉的形象——周恩来。
| 对话
“我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”
澎湃新闻：我注意到这部电影是在四川阿坝州拍摄的，那里也是你的故乡，拍《天宝》是不是也有一份乡情在？
刘劲：没错，我和天宝都是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，他是马尔康县党坝乡的，我是马尔康县城的。从小就听老师和一些叔叔阿姨讲，在阿坝州出过一位藏族革命家。他的人生故事太传奇了，从一名寺庙的小扎巴（藏语里指普通僧人），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时代洪流中，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。他参加过长征，是红军中的第一批藏族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批藏族党员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又随先遣队进藏参与了西藏和平解放工作，是共和国第一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。
这样一位藏族革命家，怎么就没人表现呢？过往，我演过很多反映长征、长征大会师和关于红军题材的影视剧、包括电影，多是展现红军主要领导人，或者是以各方面军为重点的展现形式。但展现藏族人民在红军长征途中最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伸出援手，倾其所有地帮助我们，（这样的影视作品）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，而天宝正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——1995年，翟俊杰导演执导电影《长征》也是在阿坝州拍的，我就给编剧和导演提过建议，后来我又参演了电视剧《长征》（2000年），都想到过能不能在剧中加入藏族人民帮助红军的情节，这个念头可以说由来已久。留下的这段空白，应该有人去填补。
电影剧照
澎湃新闻：讲到红军长征，我们往往都会顺带提到“爬雪山、过草地”，而这两件壮举其实都发生在藏区。
刘劲：主要就是在藏区，“雪山”是位于阿坝州的夹金山；而“草地”，若尔盖大草原、红原大草原也都在阿坝州境内。所以就觉得特别遗憾，拍了30多年的主旋律革命题材的影片，我太熟悉这段历史了，又是从那里出生、在那里长大的，所以我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。
刘劲导演片场工作照 受访者提供
澎湃新闻：我们具体谈谈《天宝》的拍摄缘起和经过？
刘劲：阿坝州建州70年时，州委、州政府和四川省委宣传部提出应该把电影拍出来。我是领命之后，马上就开始从创作源头抓剧本、搭班子。2023年7月1日，党的生日当天，我们在马尔康，天宝的老家开机，前前后后拍了三个多月。而且99%都是实景实拍，把阿坝州的壮美河山，那种雪域高原的风光全部收入了镜头，去年一整年都在做电影后期。
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和天宝同样的环境里边，从小就耳濡目染，深度地去接触这个题材，他的生活环境和我是那么相似，可以说这是我来当导演一个特别大的优势。从创作开始，我就逐渐把自己小时候的童年记忆呈现在剧本中了。拍摄过程中，也不断地有一些我童年的记忆闪回。展现天宝在藏区的青少年岁月，其实我是在拍自己的童年，两者太深度融合了。
电影剧照
澎湃新闻：能否举个例子?
刘劲：你比如说，天宝和央珍姐姐第一次见面，是在马尔康西索村的一条小溪边打水。山上的泉水流下来，溪边还有一棵藏区特有的栎树。姐姐唱着嘉绒藏族传统民歌《啦哩谢莫》，那么美的声音、那么淳朴的藏区少女形象。天宝默默地把自己打的水倒入姐姐的水桶里，两人间没有任何对话，全是行为的展现。
构思这段场景的时候，怎么表现两个孩子间这种两小无猜的情愫？我就想到上小学时经常要去支农，带着干粮到藏民的田地里帮着干活劳动。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大家把各自带着的馒头、馍馍、糌粑拿出来，突然班上的一位藏族女同学跑到我面前，从藏袍里掏出一把东西塞到我手上，转身就跑开了，一句话都没有。
我一看手里边是把炒制的蚕豆，当地管这叫福豆——在藏族传统节日，比如藏历新年中，炒制的福豆是待客必备的零食，寓意分享福气——这个细节一直留在我的心里……现在想来，可能就是一个藏族少女情窦初开，喜欢我这个小男孩，用这种最淳朴的方式来表达。那个时候物资匮乏，这把福豆对她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。我把这段美好的记忆艺术化地再现在片中。
那么等他们长大以后，在锯木厂，天宝（顿珠次仁 饰演）在那拉锯，央珍姐姐（卓依娜姆 饰演）又看着他、心疼他，借着背锯末的契机，悄悄地走上前去，又把福豆掏了出来，放在他的手里。而在央珍姐姐牺牲前，姐弟俩上山给红军采菌子，姐姐还是拿出一把福豆递给天宝……
类似的情节在片中反复出现了三次，是一种独有的心意传递和表达，展现了藏族人民最质朴的情感。而这也是自我小时候到现在，内心里面最闪亮、最美好的记忆。就像《啦哩谢莫》歌词里唱到的“从哪里出发，就会回归何处”——拍这部电影，我真切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循环，那些集体记忆的场面时不时就会闪现在我的眼前。所以我说拍到最后，就是在拍我自己的童年少年，我在阿坝州、在马尔康生活的点点滴滴。
用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精神来拍戏
澎湃新闻：作为一部人物传记片，谁来饰演天宝兹事体大，能否介绍下如何发现了顿珠次仁，这位年轻的藏族演员？
刘劲：现在电影要讲市场、讲票房，在确定天宝这个人物要由谁来饰演时，其实有很多人选。我提出的第一个标准是，片中所有的藏族角色一律要由藏族演员来饰演。虽然汉藏人民都是一家人，毕竟在文化熏陶和生活经历上还是有很大的差别。藏族是非常热情奔放的民族，可以说藏族人生下来就会唱歌、跳舞。所以我们这次在挑选演员上，不讲他名气多大，流量有多少，首先要求的就是准确，尤其是天宝，他是全片最重要的角色，关乎整部电影的成败。
那么藏族演员中也有很有名气、有表演经验的，出品方也给我推荐了很多，但我一直没有表态。后来我想到，国家为了定向培养少数民族演员，上世纪50年代末就出台了相应的举措，比如中央戏剧学院本科教育里就设有“新疆班”，招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的青年学子；上海戏剧学院有“西藏班”，专门招收培养藏族的学生。我就给上戏表演系系主任打电话，把饰演天宝演员的形象、气质要求说了下，人家马上给我反馈说，有！但刚刚毕业，返回西藏自治区话剧团工作了。当时还是疫情时期，我就先跟这个班上所有的男同学开了个视频会，之后又专程飞赴拉萨和几个同学见面，最终确认顿珠次仁最符合天宝的形象和气质。
电影剧照 藏族青年演员顿珠次仁饰演天宝
澎湃新闻：我想知道在你看来，在传记片中要把“传主”演绎好，形象和气质两者谁更重要？
刘劲：挑选演员，形象和气质是两个方面，形象只是基础，关键是气质必须拿捏到位。气质是由内而外传递给观众的韵味，周总理有周总理的气韵，毛主席有毛主席的气韵。你说唐国强老师和我的外形就那么像伟人吗？唐老师自己都说，他跟主席在形象上差得有点远，而且他在影视剧中也不说湖南方言。为什么观众认可他饰演毛主席？首先在于演员自身的文化沉淀，再者就是饰演的时间长了，大家也就认可了。演员出身当导演，我知道怎么才能帮助演员把角色塑造好。
确定顿珠出演天宝，大家都有一个担心，这个演员刚毕业太年轻了，没有太多的表演经验。天宝这个角色在片中一共有三个演员出演，前两个分别饰演童年和少年阶段，顿珠是从角色的18岁进入，一直要演到70多岁，跨越青年中年老年三个时期，他也是第一次演电影，担纲这么重要的角色，角色年岁跨度又这么大。
再一个难度在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，天宝是一个扎巴，原先有自己的信仰。红军来到藏区后，通过和战士们的接触，他的身份和信仰间发生了剧烈的冲撞，通过他看到红军战士为了信仰，为了理想，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包括他看到央珍姐姐为了帮助红军不惜舍身坠崖，看到一个红军女战士刚刚把孩子生下来，可部队就要出发了，毅然决然把孩子留给藏民收养，还要跟着部队继续长征。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桩桩件件触动了他，让他开始觉醒、开始思考，逐渐改变了自己原有的信仰，接受了新的主义。这种思想上的改变，必须要通过很多真实的触发、细节，才能够让观众相信。
我是坚持让顿珠饰演天宝的，也预想到了他在片场肯定会遇到表演上的障碍，那么我在现场，可以帮助他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。顿珠的压力非常大，一来不愿辜负我的信任，二来他自己也拿不准这个人物。他是个90后，让现在的年轻人去演绎90多年前人物的状态，言行貌心，特别是这个人物又有如此复杂的经历，怎么去表现？
电影剧照
澎湃新闻：如你所言，怎么反映天宝加入红军的心路历程？我注意到片中展现了他在加入红军之初，参加战斗依旧遵循佛教“不杀生”的律令，这其实和刺刀见红的战场环境形成了矛盾。
电影剧照
刘劲：我的办法是，首先让顿珠进入到角色扎巴的身份，把他当红军的戏往后放，让他的身上必须先带上佛性。为此在正式开机前包括开机后的一段时间，顿珠几乎天天要磕长头，天天诵经，去那种氛围里面熏陶他。他非常用功，比如戏里要展现他磕长头去布达拉宫的场景，这里面有山路、草地，还有沼泽地、有雪山。不管天气多么炎热、寒冷，也不管路有多么烂，只要说顿珠，你从这儿磕到那儿，就是面前有水有泥，他照样扎下去一丝不苟地完成。
后来我慢慢感觉到，他可能觉得在表演技巧上、经验上是自己的缺陷短板，但他愿意用真诚，用自己那颗心，用真实来打动观众，而这一点是我特别看重的，也是着意要去发挥他的优势，抓住从眼睛里边传递出来的东西。尤其是在特写镜头里，观众能看得出来，他没有一点做作，完全是沉浸到人物的情绪之中。在沼泽地的戏份里，他的眼睛里边满是血丝，那种求生的欲望，那种对信仰的渴求，装是装不出来的。
顿珠每拍完一个镜头，我都会过去抱一抱他。你知道拍爬雪山、过草地的戏份，当地气温非常低，战士们穿得又很单薄，都是咬着牙坚持下来。我记得一次抱着顿珠，能感到他浑身在发抖，就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给他披上取暖，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和鼓励。就这他还问我，导演，用不用再来一条？
电影剧照
拍长征的戏份，我有过好几次经历了，也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同年轻演员们做了分享。比如上了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，一天都吃不了饭，真的是在体验红军长征的那种艰难困苦，是用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的精神来拍戏，来再现红军的精神，他还是很受感染，表现天宝在红军时期的戏，他也逐渐进入了状态，而且这个过渡几乎没有什么痕迹，很好地完成了任务。
到了天宝老年的戏份，主要集中在来到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前的时候，顿珠一开始还是很担心，毕竟年纪跨度太大的，电影镜头的放大效果又那么明显，他对外形不自信。我就告诉他，放心，你只要把天宝老年的状态找准，经历了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洗礼，这个时候他的眼神是什么样的就好。关于你的外形问题，咱们的化妆师任宜工老师，是王希钟先生的大弟子，那是给领袖人物做造型的大师。拍摄现场再加上摄影镜头和灯光的支持，包括后期还加入了一些特效技术，圆满地完成了天宝老年的形象。电影最后，是定格在天宝面部的大特写，闪回他这一生走过的高光亮点、一些片段瞬间，这个时候顿珠摘下眼镜，眼角的一滴泪慢慢地从眼眶里边淌落下来，非常地打动人。
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着力要表现的”
澎湃新闻：就像《天宝》海报所示，天宝的一面是个扎巴，另一面是红军战士，这部电影把同一个人物的两种面相做了融合殊为不易。
刘劲：天宝是一位真实的人物，在我看来他身上体现了革命性、民族性、宗教性，怎么把这“三性”体现出来?哪一“性”体现得不好，都是艺术的缺憾，观众也会觉得不到位。所以我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文化的融合问题，要让电影出来藏族观众看了，觉得这是他们的文化，很地道、很巴适。汉族观众看了后，既能感受到文化上的新鲜感，也能体验到一种神圣性。
文化融合就要牵扯到宗教，宗教是藏族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，所以我说藏族文化它不仅是高原上的格桑花，非常美又非常坚韧，它不仅是巍峨的雪山，壮阔的草原，不仅是宏伟的布达拉宫，它其实更重要的是深深植根于藏族同胞的生活日常。这里边就有酥油茶、有弦子锅庄舞，还有牦牛、羊群，都是他们在雪域高原上生活所特有的，是在那片土壤里浸润出来的一种文化，这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。
电影剧照
我小时候就经常跟藏民一起骑牦牛、骑马，上山捡菌子，吃山上的野葡萄、野草。上学时我们的早餐就是糌粑、酥油茶，我的童年就是这么过来的，包括跟着藏族同学唱歌跳舞，这些藏族文化也沁润在我心里。回到天宝这个人物，他起先是一个扎巴，常年在酥油灯下诵经修行，身上的气质是从小养成的。
怎样把这三性融合起来?我想到的首先是《阿甘正传》，他就是和命运抗争，一直不屈不挠，用奔跑与时代洪流相结合相跨越，最后命运接纳他，天宝其实也是这样。同时还有好莱坞电影《血战钢锯岭》里边的军医道斯，他不拿枪是贯穿全片最大的亮点。但我们不想再去重复，按照天宝在回忆录中的记述，他曾多次参与战场工作，但没有参加过一线战斗，所以也用不着拿枪。
电影剧照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晖此次在片中饰演毛泽东
天宝是一个扎巴，作为僧人的戒律就是不杀生，慈悲为怀。在他当红军后，所有的镜头里他都没有拿过枪，甚至没有配枪。他身边的一个标志性道具是牛角壶，行军渴了就打开喝水，片中还展现了在歇脚的时候，他把牛角壶递给毛主席喝水，主席还挺奇怪，这样的东西没有见过，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特色的物件。
电影剧照
片中展现了天宝在红军队伍中，给大家带路、干活、救治伤员，但从来没有展现他拿枪射击，观众也会纳闷作为战士，他怎么不碰枪？唯一一次把他逼到要动武的场景是百丈关战役，红军遇到刘湘的川军偷袭，出现重大伤亡，部队被打乱了。一名红军女战士在天宝眼前被川军的子弹击中，他受到了强烈的刺激，为了抢救同志，同时作为男人，也有血气方刚的一面，本能地抓起了地上的一把枪，但在上膛之后，他又很痛苦，脑海中仿佛又出现了上师的诵经声，还是不能破杀戒，痛苦地把枪扔在一旁，抓起一根棍子要上前和敌人拼命。没想到敌人和他四目相对可不会留情，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……
电影剧照
千钧一发之际，枪声响了！我们给了一个川军倒下的特写，镜头虚的一推实，是张连长救了他，他的革命引路人出现了。张连长让天宝拿起枪自卫，他还在痛苦犹豫的时候，敌人又围了上来，结果张连长也中弹了。镜头一个上推，天宝毫不犹豫地背起张连长，仿佛有神灵的护佑一般冲出了包围圈，等于说他又救下了张连长。从救人到被拯救再到救人，这是一种精神和情节的升华，对天宝的内心而言是一种涅槃重生。这样的安排既表现了天宝的不拿枪、不杀生，同时也展现了红军队伍的战友情，同袍间的生死相托。
所以对于片中宗教部分的呈现，我没有把它放在只是唯心主义的角度去审视，作为创作者，我们要尊重藏族同胞的信仰。而天宝对待宗教的态度其实就是我的态度，他参加红军，直至入党，并不是对原有信仰的背叛，而是一种升华，是一种觉悟与蜕变。佛教只是精神上的解脱，而参加红军、投身革命则是对现实生活改造，同旧世界的斗争，为的是让全天下的人民得解放，就像片中天宝的那句台词所说，“共产党就是我心中的佛”。
澎湃新闻：《天宝》在全国人民院线上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看到目前北京还有几家影院在放映。上映后，你所收到的反馈里，有没有哪一条令你印象最为深刻？
刘劲：在我的家乡阿坝州，一位观众看了《天宝》，她是我同学的侄女，观影过程中哭了很多次。我可以把这个90后汉族姑娘的评论读给你听：心里堵了很多东西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很深沉的触动。作为一个在马尔康长大的人，这部电影就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尘封的记忆。嘉绒藏族的生活细节，像阿妈编织腰带等，特别是看到央珍姐姐给天宝递蚕豆的情形，我都惊呆了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如此真实。天宝的故事不仅仅是课本里长征的故事，或者是长辈口中关于红军的传说，它不仅是雪山草地，是在这个地方红军和藏族人民的融合，是我们出生在马尔康那一代人的历史记忆，也是融入血脉之中的一种基因。
澎湃新闻：由这位观众的讲述，我们其实可以明确地意识到，这部电影本身带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命题。
刘劲：没错，我们那里就是多民族的聚集区，有藏族、汉族，还有羌族、回族，他们都有一种善良的性格底色，可以说这里面既有红军当年来了后，长征精神留下的传统，也有当地宗教文化的影响。
所以我真是觉得有些遗憾，《天宝》这部电影被严重低估了。路演过程中，每一站的观众反响都很强烈，他们被真实的人物和画面所震撼，经常会流下眼泪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们融进了多层结构的飞线，每一条线都是一种铺垫，到了最后的结局又融汇在一起，打动人心的力量正来自于此。
电影剧照
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我们着力要表现的。红军同当地藏族同胞间，军爱民、民拥军，他们间就像是水中有泥、泥中有水，是分不开的。红军女战士在草地生下孩子，因为还要随部队开拔，只好留给当地的藏族阿爸阿妈抚养，而后者信守承诺，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一名汉人的孩子拉扯大。还给这个孩子取名雪莲红，寓意“雪山、草地、红军”。片尾，成年后的雪莲红（和央珍姐姐由同一名演员卓依娜姆饰演）和天宝在布达拉宫前邂逅，这既是一种轮回，无疑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其实我在电影里设置了三次重逢，希望拍出人生的不甘与痛苦，以及超脱和圆满。除了上面这一处，还有天宝和母亲的重逢——天宝参军后随着部队征战天南海北，最后又回到藏区参加西藏和平解放，这期间他才见到了阔别已久的母亲，而母亲思念儿子又积劳成疾，这时双目已经失明，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。还有一处是战友重逢，天宝的战友孙健喜在战斗中失去了一条胳膊，后来留在当地和藏民结婚生子，但他永远没有忘记自己曾是一名红军战士，一说归队，马上就能报出自己的编号。这场戏里还有一个感人的场面，当地的藏族百姓拿出红军在藏区打的白条，问天宝，藏汉人民是不是一家人？得到肯定的回答后，他们纷纷把白条扔进了燃烧的篝火堆。
电影剧照
再有为什么共产党人闹革命，红军能打胜仗？那就要回到我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：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、瓦解敌军。这在电影里也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，一对红军父子，父亲是炊事班长，却绝不会假公济私多给孩子分一口吃的。过草地的时候，孩子最后死在他怀里，没有一句怨言喊出一声，“爸爸……”
所以说这部电影的情感冲击力是很大的，它的文学性、人性，人生感，这种对美学价值的追求，视觉呈现也好，音乐也好、摄影也好、剪辑也好，包括对信仰的诠释，这些都融入进影画的叙事展现出来了。在电影的专家研讨会上，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、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都对《天宝》做出充分地肯定，认为是近年来少有的长征题材、民族题材的主旋律佳作，祝贺演员刘劲作为导演转型成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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